从土地上拿到泥巴的农民画家:上海金山农民画家的生活与画作

 

 

文章选自《金山农民画:传统再发现》图书(上海世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编著)

 

文章刊载于《读库2402》(新星出版社)

 

“金山农民画发展和传承项目”由上海世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支持

 

曹秀文,1956年出生,1975年开始创作农民画,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山农民画艺术代表性传承人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国际文学书画艺术大师称号。作品多次赴日本、美国、法国、新加坡、比利时、加拿大等国展出。

 

我小时候一直喜欢画画。我们这里的江南妇女都会刺绣,像我妈妈这一辈,我从小就看她们刺绣,妈妈也拉着我学。我很有兴趣地看,看她们在布上先用笔描一点花纹,然后再刺绣。一来一去,我觉得江南妇女对色彩很有审美。我爸爸是木匠,在当地很有名气,他做一些老式的家具,在木板上画花纹,再用刀刻出来,各种各样的图案,非常好看,而且图案里面还有故事。我从小看在眼里,一直很喜欢。

 

受到妈妈的影响,我一直想要画画。1960年我四岁,连温饱都没法解决,饭吃不饱,我不怪妈妈。“妈妈,我想画画。”想妈妈给我买笔买纸,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妈妈骂我:“你连吃饭都吃不饱,还画什么画。”我就偷偷地画,用造房子的砖头,敲碎,用尖尖头在地上画,在墙上画,自己乱画。我女儿小时候也是这样,她在我的家具上到处画,我不管,让她去画。我给女儿买水彩笔,买蜡笔,买油画棒,但是我小时候的条件不允许,我只能默默地画。

 

妈妈不让我读书,我没有读过书,十二岁到了,人长得很高,我在生产队里放鸭子。放鸭子的时候,鸭子吃饱了,我没有事情干,就偷偷地看鸭子。它们有的理羽毛,有的好像在谈情说爱,有的戏水,我觉得这样子很可爱的,我想要画下来。但是没有笔,我脑子一想,垄沟里面有潮乎乎的泥,我把泥弄下来,就像捏泥人一样,揉面粉一样,把鸭子各种各样的动作,像雕塑一样把它捏起来。捏好以后,我在上面画了一个又一个鸭子。垄沟没有人,我搭了一个土灶,把鸭子放进去,用柴火烧。烧了几天几夜,只是把它烧得很硬,拿出来黑不溜秋的。我想要画一些颜料上去,怎么办呀?我用了各种各样的杂草、花卉,把红的紫的水挤出来。正好家里杀鹅,我拔了一根羽毛,用羽毛沾着颜料画到泥巴上。

 

我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它,捏泥鸭子。

 

十四岁时,上海来了政策,说不满十六岁不能当童工,我反而去读书了。可是我已经长得很高,像大人了。我说:“妈妈,我上一年级人太大了,要么我读五年级吧。”我就去读五年级。老师讲的是什么,根本一点听不进去,脑子里没有概念。那个年代教育核心是“要革命”,小学五年级就毕业,我读了一年就小学毕业了。

 

小学毕业以后升初中,上初中的人是要在班里挑的,但是挑的标准不是成绩好,要思想好、劳动好。我劳动很积极,思想也很好,很听老师的话,这样我糊里糊涂上初中了。后来高中也是这样,从我们班里十多个女生里挑三个孩子上高中,我又上了高中,又糊里糊涂读了五年书。那时我们读书不讲成绩,考试是开卷考。不过照抄我也有问题,抄字很慢,像小学一年级一样。就这样抄一抄,考及格就可以。

 

1975年我十九岁,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。哥哥大我十岁,他是村里的大队长。他推荐我:“我妹妹很喜欢画画,让她到厂里来做宣传委员吧。”这样我在政治夜校里担任扫盲队长。实际上我也没有文化。我每天晚上教他们唱歌,我姐姐那一帮比我大十几岁的妇女们都很开心的。那个年代正好一帮上海老师来了,像画家程十发、韩和平、汪观清、郑家声等老师,到我们村庄里接受再教育。我特别高兴,我梦想当一个画家,这些画家怎么都到我身边来了?这些老师来了以后,把整个村庄的画画都带动起来了,金山农民画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兴盛了。

 

在那个特殊年代,一批艺术家老师下放到我们村庄接受再教育。这些老师在上海带着牌子挨批斗,但是到了农村,像是回到第二故乡,因为我们待他们很好。我想学画画,我待老师们肯定是很好的。家里的菜,还有妈妈养的老母鸡下的鸡蛋,我偷偷地拿给老师吃,他们觉得很幸福,苦难当中的农村像是一种温暖,农村里的农民很朴实的啊。

 

 

1975年,农民画作者在金山创作墙头画《金谷满仓》,右一正面女士为曹秀文。

 

他们看到乡里的农村妇女都会刺绣,都会织布,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民间艺术,但我不知道。老师这样说了:“秀文啊,你不是喜欢画画吗?你爸爸是木匠,做木雕艺术的,你妈妈做刺绣艺术的,你是不是把爸爸的木雕艺术和妈妈的刺绣艺术结合起来,跟现代生活结合,你可以画在纸上面,不要画在布上面,试试看。你的爸爸妈妈就是最好的老师。”

 

这就感动了我,我说:“爸爸妈妈就是我的老师?”

 

他说:“是的,你看农村妇女都会刺绣、织布、织毛衣,她们对色彩很有审美。”

 

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了,我的婶婶陈芙蓉,我的姑姑曹金英,她们在色彩绣花上是最好的能手。我想,她们一定也能画画。我赶紧买纸和笔拿给姑姑画、给婶婶画,让她们画出来。我拿着她们的画给吴彤章老师看,他跳起来,说:“这个就是从土地上拿到了泥巴!”虽然在泥土上走,但是从来没有拿到泥巴,他这次真的拿到泥巴了。他说:“马上叫她们来画画!”姑姑婶婶又带动了很多人,比如说我婶婶的女儿曹宝娣曹根娣,都跟着妈妈画画了,曹金英的女儿们也都跟着妈妈画画,农民画传给了很多人。

 

我画的都是自己的生活。第一幅作品叫《业余卫生员》,我是生产队的业余卫生员,这幅画在1977年出版,稿费拿了五十元。我开心得不得了,1977年的五十元是什么概念呀?我们全家的劳动力一年收入不到五百元。家里穷,妈妈到小银行借三元钱,要用很久,是一个月的伙食补贴。我把五十元稿费拿回来全部交给妈妈,妈妈开心极了,夸我补贴家用。农民们都传开来了,说曹新庆的女儿非常厉害,一幅画稿费拿到五十元。

 

“四人帮”粉碎后,艺术家老师解放了,又回到上海原来的单位。韩和平老师留在我们生产队,他带我去见吴彤章老师,吴老师是金山文化馆的美术老师。他说:“老吴,这个小姑娘很有画画天赋,她是我最得意的门生,你一定要把她培养好。”吴彤章老师听了以后,就记在心里。我们参加学习班时,吴彤章老师的工作室在里面一间,我被安排和吴彤章老师在一起。我害怕极了,我想怎么跟老师在一起画画,我觉得很拘束。吴老师是从部队转业到我们这里来的,喜欢运动,趁他去锻炼的时候,我才画画。老师运动回来,看到我的画,他跳了起来:“这就是我要的感觉!”我想他要批评我,结果他表扬我。

 

那个年代在文化馆学习画画的人,大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,他们有一些画画基础,农村青年就我一人,我是真正的农村姑娘。吴彤章老师发现了农村青年跟知识青年画出的画不一样,他开始想把农民画发展到农村了。他问我:“你们这里还有没有大叔、大妈会织布会刺绣的?”我跟老师说:“我妈妈他们做刺绣的。”他叫我带他到生产队,这样发现了我的姑姑曹金英。我姑姑很聪明,做衣服、织布、绣花都是能手,是我们生产队里最能干的人。我上门叫她画画,姑姑说:“我六十岁还学,学不好。”她家里有帐沿,是自己很专业绣出来的,我说:“你把帐沿上的花纹画出来,我给吴老师看看。”她说:“可以吗?”我说:“可以,你画。”画好以后,我拿给吴老师看,老师马上叫她过来。她去了一画,是真的很好。

 

 

《荡湖船》 陈芙蓉 作

该画由曹秀文捐赠给上海世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。

 

吴彤章老师说:“曹秀文,你看农村里还有谁能画画?”我这个人很热心肠,自己花钱买了颜料和笔,叫他们画画,不是文化馆给我钱,是自己愿意这样做,我想一朵花肯定不行的,百花齐放才是花园,如果一朵花在花园里没有什么意思吧?农民画肯定要有很多人一起来画。这样我把生产队里想画画的人全部挖掘出来了。我婶婶陈芙蓉,她已经去世了,她的画非常厉害,是我们农民画家里少有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1981年美国纽约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绘画展,展出40位金山农民画家100多幅作品,婶婶陈芙蓉的《盖新房》作为宣传海报。我姑姑曹金英的画也非常好,她的《鱼塘》收在金山中国农民画博物馆里。

 

 

《鱼塘》 曹金英 作

 

我们家画农民画的人,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。我表嫂沈美珍,我姑姑曹金英,我婶婶陈芙蓉,她们画的都是很自由的画。

 

我对日常生活很有感情,它们在我眼里有好多美。我妈妈织的土布,我一直收藏着。我画了很多妈妈的衣服,因为我喜欢妈妈的衣服,它们特别漂亮,妈妈的衣服对我有感情。我画了《晒红绿》,江南比较潮湿,每到农历六月六,每家每户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出来晒,这一天晒了就不会发霉,有把霉气晒掉转好运的意思。2007年,美国休斯顿市长来金山,他看着这幅画,说:“曹老师,你的这幅画,无论挂在全世界哪一个角落,一看就是中国的画,因为里面全部是中国的元素。”因为这张画,美国特别邀请我办展览。英国 “艺术的行为”组委会也看中这幅画,邀请我去英国,2008年我在英国参加了全世界二百名艺术家在一起的“艺术的行为”。

 

 

《晒红绿》 曹秀文 作

 

1978年,我婶婶的画、我嫂子的画、我的画,都入选中国美术馆展览,我们一起上北京。我激动得要命,我说:“我要上北京,妈妈,你给我一些钱,我没有钱。”我妈妈也很开心,但是家里没有钱,东借一元西借一元凑了十元。生产队敲锣打鼓地摇船送我们到火车站,我铭记在心,我想:“我一定要报答乡亲们给我的荣誉和信任,我一定要从北京买好吃的给他们。”妈妈只给我十元,一共在北京待十天,我计划好了,零花钱要省着花。我一天用八毛钱,天天吃大饼。北京一个大饼很大的,一斤大饼有五个,二两一个,没有油没有菜吃,我一天吃三斤大饼,吃得嘴上全是泡。最后一天余下两元,我买了两斤北京高粱饴糖,回来分给生产队。我说:“只能一人一颗糖,表达我的心声和心意,我没有钱,等以后我有钱了再给你们买。”

 

1991年,我参加全国文代会,在北京人民大会堂。我的画那时已经有人买了,我有一点钱了。我先生跟我一起上北京,他是自费旅游。我们带上四千元,来回坐飞机。我们住北京的京丰宾馆,天天吃烤鸭。1978年第一次上北京时,经过北京烤鸭店,鼻子闻到香气,香得要命,可是我没有钱吃烤鸭。姑姑曹金英用鼻子凑在玻璃上想闻一下,结果在玻璃上闻不到香味,真是可笑极了。我下了决心,等以后有钱一定要到北京吃烤鸭,吃个够。于是1991年到北京我天天吃烤鸭,吃得我开心啊,我什么菜都不吃,就吃烤鸭。我先生也很开心去北京,特地买了一身西装,好像是他去开会一样。北京茯苓饼以前是供慈禧太后的御膳,我想带回来给乡亲们尝尝,老百姓现在也可以吃到,我买了很多茯苓饼,前面一个包,后面一个包,手里拿一个包,把北京的好东西带回给乡亲们。

 

2008年我去英国参展,亚洲的五个国家在一个展区里,有中国、印度、韩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等。我展区的墙面很小,画都挂在墙上,观众进来直奔我们金山农民画,其他展区的人都不多。我不会说英语,但是我用眼神,用我的表情感染了很多人。我一边画画,看到游客来了,马上站起来说hello,然后我说,China,Shanghai,他们说知道上海,上海这个城市在英国人心中是很有影响力的,我觉得很自豪。很多人看中我们的画,色彩特别美,当场就买了。我带的作品有大有小,英国小朋友喜欢小画,花五十英镑三十英镑买一幅。我这次在英国花了两万元。

 

两次北京行,一次英国行,我为什么用钱来衡量?从刚开始一分钱都没有,到十元,到四千元,到两万元,说明祖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,我们金山农民画和农民画家的发展都很好。

 

1976年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,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女士两次采访我。韩素音女士计划采访中国的民间艺人、农民画家、工人画家、专业画家,专业画家里有唐云、沈柔坚、关玉良、林风眠等人。我第一次去大上海,我从来没有出过上海,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听说过上海,但是上海怎么样,我觉得非常遥远,那个地方好像国外一样。领导把我送到上海锦江宾馆,我进了一个小房间,实际上是电梯,我不知道是电梯,我一揿,“哔”就上去了,我吓得趴在地上面。电梯里人问:“小姑娘你干嘛?”我说:“是不是地震了?”我第一次到上海怎么就遇到地震了?回来我讲给吴彤章老师听,老师说:“你可以拍一部电影了。”到上海的第二天,韩素音女士采访我,我不会说普通话,说乡下话,一位上海人帮我翻译,可是上海人也听不懂我的话:“你这是什么意思啊?”所以我后来拼命要学普通话,我要宣传金山农民画。

 

韩素音女士这次来,是要写一篇文章,《中国第二次百花齐放》。“四人帮”粉粹了,知识分子解放了,中国第二次百花齐放。韩素音女士问了一些“你为什么要画农民画”这样的问题。她给我拍照,天冷,妈妈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让我接待韩素音女士,我看起来很臃肿。采访的照片和文章都发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的一本杂志上,向全世界公布。金山农民画的推广,实际上韩素音起了很大的作用,她面向世界宣传金山农民画。

 

第二年,1977年,她又来了,准备出版一本书,这次再整理一些资料,再采访我们。这次我有思想准备了,她看到我,就跟我拥抱:“小曹老师!”两个人拥抱在一起。她说:“我这次又要采访你,这次我想要到你家里去。”我傻了,那个时候如果把外国人带到家里,是里通外国了,有政治影响。我不敢答应,马上打电话给人民公社办公室,我说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女士要到我们家乡去。“这个是大事啊!”公社主任说,“这个是大事,不能马虎的,不能到你家里去,我们公社来接待,你放心。”这样我们公社接待了韩素音女士。

 

1979年,南斯拉夫很有权威的美术评论家托马斯维奇先生要到我们家乡来。那时来中洪村要走水路,公社用小轮船送他来,还请了公社食堂的厨师帮我们烧菜。托马斯维奇到我们村,正要下船,我们“呯”“嘭”放高升鞭炮,他吓得要命,说:“打枪了!”我马上跟翻译说:“这是我们中国农民对外宾最友好的礼节,是迎接贵客的礼节。”他才明白了,说:“中国的农民真好客!”我们拿出最好的盛锦盘,放很多最高档的小吃在里面。盛锦盘是当地新女婿上门才有的招待方式,是最高档的待客规格,平时吃不到。

 

 

《春意》的底稿。

 

 

《春意》 曹秀文 作

 

1989年入选全国首届民间工艺美术佳品及名艺人作品展,1992年被中国民族博物馆、中国美术馆收藏,2001年赴台湾展出,2010年入选上海世博会主题馆。

 

 

《春之歌》 曹秀文 作

 

 

《春满人间》 曹秀文 作

 

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农民画家,得到很多老师的帮助,政府给了我们很好的平台。我常常在想,什么是好的农民画?我要怎样画农民画?我心目中最佩服的农民画家是我的师母张新英,阮四娣,还有我的婶婶陈芙蓉,我的姑姑曹金英,她们都是没有文化的人,却画得这么有特色,构图好,色彩好,我很佩服,她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
 

我的作品得到的荣誉很多,获得的奖状太多了,我自己没有整理好。《春意》是我的一个系列,这是非常经典的。人家模仿我的画,吴彤章老师马上指出:“这是曹秀文的风格。”因为这是我的创新。

 

我有自己的想法。金山农民画要发展,作为传承人我要怎么去发展?这个“根”不能忘,如果金山农民画与传统文化的根脱离了,可能越走越远。根不能放的,我们画家从这个根的旁边再去发展一下。

 

197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,上海要培养一些青年画家参加全国展览会,我们集中在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进行培训。我在那里进修十三个月,其中有两个月是在外面写生,我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。我到上海戏剧学院不是学怎么画画,是去学习专业知识——因为大学里资料比较多。我想临摹敦煌壁画和永乐宫壁画,借到很多资料,埋头在宿舍和教室里画,想研究一下古代人的绘画。敦煌壁画对我们帮助很大,在临摹中我吸收了一些技法,一些线条。

 

1979年我的画《上夜校》在中国美术馆展览,一名美国人下了飞机到中国美术馆,一只脚跨进来就说:“这幅画我要买。”这幅画是我根据爸爸的木雕艺术带来的灵感,雨点是空出来的,雨伞下面黄色的是电筒光。原稿的上面画了一所夜校,有些人已经在看书了,有些人刚刚到夜校正在收雨伞,我给吴彤章老师看了画,他真是伯乐,老师说:“曹秀文你不要哭鼻子,我把这幅画的头要枪毙掉了。”他把画面上端的学校画面全部砍掉了。他说:“这些不要。”老师是非常厉害的。我的一幅《春意》也是这样,原稿有很多人在采茶叶,老师说人物全部不要。我有些画出来的东西,吴彤章老师一指点,那幅画就不一样。

 

 

《上夜校》的底稿。

 

 

《上夜校》 曹秀文 作

 

中国美术馆收藏。

 

中国美术馆收藏的《采药姑娘》创作于1978年。我在生产队当卫生员,采草药是我的工作,我评上了先进工作者。表彰会上我戴着大红花,记者用拍立得给我拍了一张照,照片当场送给我。爸爸为照片做了一个镜框,我挂在自己的房间里,天天劳动回来看照片。以前我们劳动回来没有娱乐活动,没有电视,没有手机,就是听听广播喇叭。回到家里我只想画画,看着照片,心想这张照片可不可以把它画下来。我发现自己的形象很有东方劳动妇女的代表性,就马上行动,边劳动边画画。一画画了半年。半年以后,这张画参加了全国农民画展。

 

 

《采药姑娘》 曹秀文 作

 

1978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,获上海市农民画展一等奖;1980年入选南斯拉夫《世界农民画册》。

 

参加展览促使我对画画下了决心,真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,我画画也可以参加全国展览,将来有可能走向世界。我当时这样想,后来真的实现了,现在我们农民画家在全世界都办展览。如果不是因为疫情,2020年我在京都清水寺会举办个展,日本方面已经邀请了我,但是因为疫情,展览取消了。

 

2021年,我画了《丰收》。每天来工作室的路上看到的田野风光,特别是丰收的季节,让我非常感动。我喜欢画丰收,这张画借鉴了世界名画《拾穗者》,我看了之后受到启发。我们农民一年四季望的就是丰收,农民的盼望就是有收成,有收获,稻谷卖了,钱包鼓了,这个时候的农民是最开心的了。我把这种丰收的喜悦画出来,村里人看到,他们特别高兴。这张画刚画好,一位公司老总买走了,本来这张画要参加全国展览的,我不想卖,他一定要。我想还有一个月参展,来得及再画一张。对我们画家来说,如果画卖掉了,有收入,是很开心的,这也是一种收获。

 

喜欢我的画的人,一般年龄在四十岁以上,他们能够懂得我们以前的生活。有一位农村的老太太,女儿是文旅局的干部,母亲带女儿来这里看画。后来女儿说:“曹老师,我妈妈想请你创作一幅画,想要一幅她小时候的印象。”我说:“把你妈妈的心愿告诉我。”她母亲小的时候,粮食是很宝贵的,不能浪费粮食,现在想教育孩子珍惜粮食,粒粒皆辛苦。我就创作了一幅画。

 

实际上我想创作的画特别多,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我年纪已经大了,心有余力不足,身体一年不如一年,我现在小毛小病很多。2017年我获评“上海工匠”,当时我的年纪已经超出一岁,但我们领导还是把我送评了。各村选送大约150人到金山区,筛选后留下四人,再从当中选出一人。我们四人一起上台演讲,每人只有七分钟演讲时间,要把一生的经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评委坐在下面打分。我上台演讲的时候,女儿在我后面翻PPT,我一边讲,一边看 PPT,就讲我一生的故事,感动了评委。

 

刚开始讲的时候我有点紧张,跟女儿说:“妈妈挺紧张。”她说:“妈妈你不要紧张,你看了画以后就不会紧张了。”后来我讲到自己的画了,一点紧张都没有了,全心全意投入到自己的画里面。到六分半钟,铃揿了一下,提醒我,我马上收尾。最后从四人中选出我,我很幸运。这次评到“上海工匠”以后,我享受劳模的待遇,每年上海市组织我们体检身体。我的医保卡从来没有看过病,从生下来到现在,政府和医生一直通知:“曹老师,你要体检一下,毕竟年纪大了。”于是我做了体检,结果检查出有白内障。我的眼睛一直很不舒服,里面好像有东西,画画也很困难,现在有些细节我要使用放大镜来画。对于画画,我没有规划,因为喜欢,画到哪里就哪里,如果身体好的话,我想一直画下去,我的理想是画到八十岁。

 

自己的每一幅作品我都很喜欢,有几幅算是我的经典作品。现在有些我画的作品,都超不过以前,以前的创作力特别饱满,年轻时候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,但是现在精力分散。我家经济不好,因为我一直画画,是个穷画家,女儿都是借钱读书的,这样下去总归不是个办法。我先生埋怨:“你一直画画,一辈子没有钱!”后来他提出开饭馆,饭馆开了三个月,收入要比画画多,可是我要疯掉了,我不喜欢干这种工作,因为我喜欢画画,我画了一辈子,中间断掉了,我心里不是个滋味,难受极了。我说:“钱肯定要多一点,但这样让我下去,我要疯了。”我先生很懂我,就说:“你去画画吧。”正好金山区建了中国农民画村,我第一个报名,我要进这里,这里有集中注意力的环境,让我能够静下来创作。

 

我一直想创作新的艺术作品。我要生活,要考虑市场,但艺术创作我坚持每一年至少画两三张作品,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,是自己对自己的高要求。

 

 

《过年》 曹秀文 作

 

1983年获江南之春画展一等奖。

 

 

《过年》的底稿。

 

我是上海市非遗传承人,责任很大,我要挑起任务,一定把农民画传承下去。第一步我先传给了女儿陆卓彦。

 

女儿受到我的启发,从小对金山农民画耳濡目染,一岁就开始画画,读大学时很自然地选择了美术相关的专业。她是科班出身,一开始画专业的画,因为从小喜欢妈妈的农民画,一直没有忘记妈妈的画非常厉害,现在她把自己的专业放一边了,继承妈妈这条路,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农民画创作和教学中,她说她可以走出一条很好的农民画家之路。

 

女儿的农民画在设计感和创意方面比我强好多,她很年轻,得过的奖项也有很多。《千年古镇焕新颜》在2020年被金山区政府与乐高集团签约仪式上采用了。这幅画的细节很耐看,像清明上河图,内容很丰富。里面的人物是我指导的,因为女儿的生活没有我丰富,妈妈要给她一些支持和帮助。

 

女儿完成的《传承》要参加全国展览会,我特别喜欢她把民间艺术全部挖掘和表现在画里,她把民间文化都装进了画,耍狮、舞龙、灯彩……她想把民间艺术传承给孩子,所以这幅画名字叫《传承》。她说这幅画也是献给妈妈的,她感谢妈妈,因为是我把农民画传承给她的。

 

 

《千年古镇焕新颜》 陆卓彦 作

 

 

《传承》 陆卓彦 作

 

我和女儿一起为参加全国展览会创作的时候,女儿说:“妈妈,我已经想好了,要画一幅《正月十五闹元宵》,这幅画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有故事了。”她画好以后给我看,我非常满意,说:“很好的,这张画把金山的民间元素全部浓缩在里面了。”她在学校课余也画画,校长特别支持她,她的工作室很大,比我的工作室大。

 

 

《正月十五闹元宵》 陆卓彦 作

 

我女儿承认,自己和妈妈的画还是有差距的,差距最大在哪里呢?他们这一代人已经不熟悉我们那代人的乡情民俗、二十四节气和生产场景了,这些东西,仅仅是通过看看资料,肯定是不够的,农民画家要从内心深处体会农民的喜悦和幸福,那种原始情感是农民画最能打动每一个人的地方。

 

女儿现在是枫泾中学的美术老师,她对农民画已经理解得很透彻。我还要再传给我的孙子张泽轩。我的孙子五岁半了,对农民画有兴趣,特别爱好画画,他两岁的时候画爸爸妈妈,形象特别可爱。我发现我们不用刻意去辅导,他自己能画出来的。我的重心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给他,我跟女儿说:“这个钱奶奶出,奶奶要培养他。”让他们以后懂得我们自己的农民画艺术。未来年轻人画农民画,可能在题材上跟以前很不同,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但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,对家乡对自然的情感,我们是一样的。

 

每年暑假,我都会接收一批小学生来这里上课,教他们画农民画,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。金山当地学校也邀请我上课,我是枫泾小学的课外辅导员。我为学校培训三位美术老师,每个星期一次,因为如果我经常上课,就没有时间创作了。三个美术老师是科班出身,我先培训他们,美术老师再去培训学生。我跟美术老师说:“我们金山农民画不讲究透视,基本上是平面,不画透视。你们辅导小朋友,一定要让小朋友把我们本土的艺术挖掘出来。比如说,我们这里有木雕艺术,有蓝印花布,还有民间刺绣,如果认识到这些,我们就有很多东西可以画。”我的作品《晒红绿》画的就是很平常的事,妈妈在晒衣服不是很平常吗?平常我们看到的东西,把它整理成一幅画,非常漂亮,收纳的是中国的地方元素。一定要把我们中国的元素画进我们的画里,再跟现代生活结合在一起,这样是很好的。

 

有的时候,专业的美术老师画农民画比较困难。我培训他们在一个月之内每人创作一幅画,他们画出来,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满意,一定要花时间来改变一些认识,改变一些观点。专业老师画出来的画,人物比例很准,但是我说小朋友画出来的东西,像我孙子画出来的,头很大,小朋友就是喜欢画头大的,头大脚很小,小朋友喜欢夸张,一定要有夸张,农民画跟儿童画有些相似,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欢金山农民画的。

 

我来到金山中国农民画村后,个人的影响力更大了,更有发展前景。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到我们农民画村看农民画,疫情前,来画村的人是很多很多的。上海的国际学校和苏州的国际学校也组织学生来我这里学农民画,我很乐意带教孩子们,让各个国家的孩子都体验金山农民画,传播中国传统文化,把金山农民画宣传到国外。

 

现在比我们年轻的农民画家,他们都很厉害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,有的画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大,我真是特别高兴,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金山农民画,对我们农民画就越有好的促进作用。不过我是比较传统的,偏向保护我们传统的文化,我们就走我们的路。我女儿也画当代画,但我女儿的创作还是有农民画的味道,我们还是走这条路。

 

 

《瓷器店》 曹秀文 作

 

该画由曹秀文捐赠给上海世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。

 

 

《瓷器店》的底稿。

 

 

《古镇新貌》 曹秀文 作

 

 

《回娘家》 曹秀文 作

 

 

《和谐》 曹秀文 作

 

 

《渔家乐》 曹秀文 作

 

事实上,金山农民画的传承面临着一定的难度。我培养了好多的学生,有些学生培养了好几年,但因为生存不下去,我不怪他不画画,他喜欢画画,但是不能生存下去。跟着我学了几年的大都是金山本地人,曾经有一帮人跟着我画画,现在他们都放弃了,做别的事情了。大人都放弃了,现在只剩下我女儿,女儿当然是有妈妈撑着她,也方便学。但是我不会放弃,只要有人愿意体验农民画,我都尽心培养。每一年寒暑假,我拿出时间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小学生,他们能不能画下去,我还不知道,但是我会一直画农民画,教人画农民画。

 

口述:曹秀文

采写:世久非遗基金会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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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3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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